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电影先后推出了再现建党史的《1921》、主打革命史的《革命者》、表现社会主义和建设者的《守岛人》,还有讲述抗疫故事的《中国医生》。作为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和观众,我们一直在期盼出现一部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国人精神风采的主流影片。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电影集团推出的《大城大楼》适逢其时。这部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增量,使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银幕形象更加完整、更加具有立体感。
《大城大楼》之所以值得肯定,首先在于其具有两个“高”:
一是上海含量高。上海立项、上海投资、上海拍摄、上海出品,再加上上海故事、上海人物、上海腔调、上海气质,使影片完整地具备了上海文化的地域性表征和都市特有的精神文化底蕴。这些年来,出于规避电影投资风险考量等诸多原因,在全国电影的大格局中,上海参与的多、主导的少,合拍的多、主创的少。而《大城大楼》不仅由上海电影集团拍摄、上海城投集团投资,而且从编导演到摄录美,主创人员也几乎全部出自上海,让人欣喜地感到上海电影再展雄风。
二是完成度较高。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大城大楼》的创作难度显然更大一些,因为它没有依傍的历史和人物,也没有同类作品可以参照,以“楼宇党建”为切入,写发生于上海中心大厦这座大楼里的新人和新事,时空条件难免受到限制,角度和视点既需要集聚,又不能封闭,需要更多的结构创意和意象创造。做到内外视角勾连,语言畅达饱满,人物有血有肉,故事引人入胜,并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视野的开放广度和情境设定的收敛抑制形成了一种反差,作品的完成度与视听表达处置的难度构成了一种对比。
其实,我所谓的“城市高度”,还有更多的看点:
地表高度——《大城大楼》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被称作“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这是上海地标性的第一建筑。影片的人物和故事均根植在这里,加上呈现当代年轻人热衷的电子竞技及其发展历程、上海新外滩全景的鸟瞰,以及在大厦顶部展开的两次全甲格斗,使影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视觉效果。它不仅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外在的视觉展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全面提升的形象表征,气象万千,美不胜收,赏心悦目。这个角度的进入与投射,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影片监制张建亚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饭店是上海最高的楼,我们就想着,我们要到国际饭店顶上去拍电影;后来有了东方明珠,我们又想到东方明珠上拍电影……这个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电影人的梦想也跟着越来越高。”事实上,这种越来越高的梦想,又何止于中国电影人!
精神高度——《大城大楼》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展示了一座摩天大楼的魅力,更在于烘托了一座大城的精神高度。正如导演谢鸣晓所说:“有人才有故事,光拍一幢楼是没意义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影片中姐姐安安和弟弟刘石这对土生土长的浦东青年相濡以沫、奋发有为的生动故事;看到了张总数十年如一日,精心建设、守护这座大楼的过往逸事;看到了陆家嘴楼宇的党员们为了一位重病的外地清洁工的孩子,争先恐后援助的感人事迹……风雨同舟,大城大爱,影片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故事和人物,运用平实细腻、穿越跳动的视听语言,灵动地记录了上海浦东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展示了大城大楼的前世今生和美好前景,是一部上海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上海人民精神内涵的成长史。相对于地表高度,城市和人的精神高度言近旨远,更加令人回味。一个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城区,一座拔地而起、雄伟壮丽的建筑,一批意气风发、生气勃勃的党员——昨天和今天、本土和外埠、物质和精神、党员和群众,互动穿插和纵横交织,完整地构成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历时的纵深感和共时的横切面,竟然让我们这一众“老上海”也产生了些许陌生感。透过这些精心组合的影像画面,我们清晰地感触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与高度,重新认识和领悟上海这座“魔都”的精神海拔。
今天的电影观众群体,与过往已大不相同,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年轻,敏锐,充满活力,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娴熟掌握电子技术,并有选择电影消费的才智,被法国文化学者米歇尔·马弗索利称作“新部族”。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两年来青春题材的电影格外时兴,几近占据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但说实在话,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吵吵闹闹,包括小鸟依人、情动山海、癫狂梦醒等青春故事看多了,也多少有些审美疲劳了。观众是电影得以完成的所有环节中的最后一环,但这不等于说,只有顺应、取悦观众才是电影发展的正路。《大城大楼》别出心裁,跳出一般青春片的视野拘囿,由“楼宇党建”而造就生动的人物故事,由社会时尚而牵动时代的主流走向,大胆在挑战冲突中展现当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跃动,在泰然自若中实现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个“90后”小学教师为了自我实现,可以向国际全甲格斗勇士发起挑战;一个本土成长起来的大楼项目女经理,可以与国际大公司的代表从容博弈;一个来自农村的外地建筑工人,可以为上海第一高楼建设而尽心竭力;一群素不相识的楼宇党员和群众,可以为追逐理想和慈善的爱而汇聚在党的旗帜下……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故事不可能发生?同样地,还有什么思想和心灵、意味和色彩不可以进入电影影像的维度和镜框呢?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已形成一股主潮,电影创作者十分看重寻觅题材本身的“政治意义”,这是必需的,也是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与此同时,也需不断追求如何做到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出彩的。艺术的创意和创造,需要创作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更贴近大地的身段,留意更接地气的发现。伟大的时代原本就是由若干大事件和许多小事情共同组成的。没有小事情的累积,哪有大事件的迸发?没有小人物的映照,哪有大英雄的产生?所以,电影创作不能只关注和瞩目轰轰烈烈、震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还要善于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从寻常容易被遮蔽的细节中,从安安、刘石、张总、鹏鹏的父母亲等草根人物立身存命的语境里开掘出历史的真谛、人生的本义,完整、全面、真实、立体地再现和展示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人物和新希望。
由是,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电影作品推崇创意创造,回应社会关切,以更亲近的命题,更平实的影像,更贴近的语言,走近观众,反哺社会,更好地建立电影与观众的交互认同机制,真切地满足电影观众的艺术鉴赏需要,用审美的方式拨亮精神和理想的灯火。同时,推动电影创作的内容题材更加丰富深刻,表现形式更加多姿多彩,文化和艺术更加健康、多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城大楼》的做法和经验无疑是值得珍视与总结的。
小小楼宇连接着大城大楼,“上海之巅”标示着城市高度,只有走近它,才能解读它的全部奥秘和意义!(作者 李建强 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